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人类起源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之前，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迄今为止，在人类“知识总量”中，绝大多数知识是在现代科学革命以来的几百年中形成的；在人类“物质财富总量”中，绝大多数物质财富也是在产业革命以来的不长时间中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些话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自那时起，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如果说在19世纪中叶社会上已经创造出了人无法想象的科技奇迹和工程伟业，那么，21世纪初的当今社会又创造出了19世纪中叶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科技奇迹和工程伟业。
人是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工程师这个职业出现后，工程师就成了新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在形态上有根本性的区别。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是依靠“手工”方式进行生产的，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主要是依靠“大工业” 方式进行的，现代社会的工程活动成为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基本活动形式。在推动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工巧匠的经验发挥了核心性的作用，虽然古代能工巧匠的发明创造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分析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但那些发明创造并不是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而现代社会的工程师（包括设计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管理工程师、生产工程师等）就不一样了，其特点是不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武装”。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讲话中说：“工程科技架起了科学发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工程师是新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也是新兴产业的积极开拓者。”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工程师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任务和目标，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宏伟的工业化建设，祖国各地都在规划、设计和实施各种工程项目，其中更有一些是大型和特大型的项目。这些工程项目完成的情况将直接影响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甚至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为了搞好我们的工程建设，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再走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业化的老路，我们需要有新的工程理念。
我国还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严峻挑战。除煤炭外，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基本上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快速起飞阶段，这种情况和形势决定了我国的资源消耗型发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过去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能源消耗模式来计算，从2000年至2020年，中国ＧＤＰ翻两番，一次能源消耗将从13亿吨至少增加到52亿吨。这种情况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中国和全世界难以承受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走这条新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事实表明，通过信息技术优化设计、制造和管理，可以大大降低各种资源的消耗。我们还应该降低污染，更多地采用绿色制造技术，将污染物消化在制造过程中，同时利用污染物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实现无废弃物生产的循环经济。现在有许多人批评钢铁厂造成了污染，而今后的钢铁厂不仅要生产钢材，而且要成为清洁、高效的能源转化工厂和社会废弃物回收及综合利用的工厂。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的生产力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不但是指数量上的发展，更是指具有“新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个过程和目标，对工程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的工程师必须使自己的专业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必须使自己的哲学思维和社会责任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有人认为，工程师是干具体工作的，与哲学没什么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工程的设计与实践充满了辩证法。卓越的工程师和卓越的科学家一样，都是富于哲学智慧和“身体力行”地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的。
工程师由于在线工作，干什么事都得讲实事求是，考虑工程有没有效益，投入产出怎么样，一般来说唯物主义观点是比较强的，容易具有自发的唯物论思想。但仅这样是不够的。我国的工程师应该努力把自发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提高到辩证唯物论的水平上，应该把朴素的辩证法提高到唯物辩证法的水平上。
殷瑞钰院士不久前同我谈到工程哲学的问题。我从自己的工作实践和亲身经历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工程问题中充满了辩证法，其中有许多哲学问题需要研究和思考。工程师如果缺乏哲学智慧，如果不联系实际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研究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辩证法问题，工程科技就难以搞好。虽然工程项目是具体的，工程活动也是具体的，可是，在工程活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整体性、全局性、抽象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活动中能够正确分析、处理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工程活动不但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等不同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又出现了应该如何处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更加复杂的辨证关系了。现实工程活动中的辩证法是生动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工程活动中复杂的关系问题，真正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城市总体规划问题，到底一个城市应当是整体协调的，还是丰富多彩的，抑或是又协调又丰富多彩的？这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工程科技界确实是有不同认识和不同观点的。北京是否就不许建高楼，只许有四合院？梁思成先生曾经设想北京老城墙在外面间隔2-3公里搞一个新北京，把旧城墙和旧城区都保护起来，他有他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很深远的一面。可是旧城不能把居民都搬走，因此就不能完全不进行改造，你不能让住四合院的居民都去外面提水，也不能老让掏粪工人去掏茅厕。所以旧城确需进行改造。可是当大量进行旧房拆除时，又暴露出了一些新问题。很多人见北京将失去了特色而心急如焚，有几位院士还写了文章，主张不要随便改，更不能在城区什么地方都建高楼。于是就出现了分歧的意见和观点。
类似问题不但北京有，上海也有。在开发浦东时，很多外商不肯去，而要在外滩拆旧的五、六层楼房，建60-70层高楼，这样成本当然低。我们没同意，对“老建筑”采取外面保持不变、里面搞现代化的办法。外滩整个一条街，84幢房子一律不许动，这是上海的Landmark， symbol。老城隍庙也不能动，这是明清建筑，只能修旧如旧。居民陆续往外搬，逐步改善居住条件，但决不能再往里去了。此外，有300多幢原来法租界、英租界的小洋房也不许动，可以批租作俱乐部，作会所，但是房子不能拆掉。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后来发现还是存在一些难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豫园，院墙原来看是一条龙的脊背，现在上面出了几幢高楼，还有“东方明珠”，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后来我去英国，他们也说对于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在法国，情况与上海差不多，也是搞新区，旧区不许动。那么，旧区不动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原则呢？我觉得贝聿铭先生胆子很大，他在卢浮宫里搞一个金字塔，但体量不大，形成了强烈对比。关于协调与对比、协调与差异是不是美，这个问题在建筑界里长期争论不休。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美学和哲学理念的问题，而不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审美观的问题说到底也是个哲学问题。
工程活动中确实充满了辩证法，例如水利工程中疏和堵就是一对矛盾，只靠疏不行，只靠堵也不行。我们称赞大禹治水，说他会疏导，但搞水利绝不是只用“疏”不用“堵”的。应该如何处理疏与堵、泄洪和防洪的矛盾？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也有哲学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任何工程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三峡工程进行得很好，移民工作做得也很好，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自然史上看，把河流截断以后，对生态系统、地理形态、生物繁衍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不是一个容易搞清楚的问题。国际上绿色运动反对修水坝，瑞典70年代立法，不许再修水坝，修好了的水坝要陆续拆掉，用其它能源代替。我们是一个大国，国情不同，不能全学它。瑞典一共700多万人，电力不够可以从挪威进口，可以不用自己发电，而我国不但需要火力发电，还需要有水力发电。人类的工程活动涉及到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在认识上曾有过一个误区，这就是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把工程单纯看作是改造自然的手段。例如水资源的问题。从农业灌溉出发把河流拦住，搞了许多梯级的小水库，既可引水灌溉，还可发电，使部分上、中游地区农业增产，确实成绩很大。但也带来下游河水干枯，生态退化的问题。为解决这类问题，曾通过行政命令给下游放水。但放也放不了几次，所以这类问题到现在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抗日战争纪念馆去，看到卢沟桥下面一点水也没有，问了一下，是一年四季没有水，但过去这里水很大，经常泛滥。过去叫无定河，古代诗人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后来清朝皇帝把它改为永定河，因为首都在这儿，不能老泛滥，要“永定”。解放后，上游修了官厅水库，解决北京市内用水问题，这儿就断流了。卢沟桥下唯有“干沟”了。听说官厅水库淤得也很厉害。对任何工程都有评价问题，许多工程完成后，你不能说它技术上不合理，它建起来了，而且运行得很好，但往往会出现原先没有想到的非工程问题。有
 的工程项目，在设计和初建的时候往往都认为在这个地方搞这个工程是合理的，但终究竟是不是合理，还必须接受时空和社会的考验。有些从当地看合理的项目，如果从周边看，从下游看，从几百上千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看，就可能是不合理的。工程的合理性问题必须综合起来考虑，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在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进行分析、认识和评价，于是就成为哲学层次上的问题了。显然，工程问题不单纯是技术问题，重大的工程问题中必定有深刻、复杂的哲学问题。工程需要哲学支撑，工程师需要有哲学思辨的能力。
上面讲的是大工程的问题，实际上在一般工程技术里面，也充满了辩证法问题。例如，高层建筑和大型桥梁，都有一个静不定结构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让它晃动，它才能够稳定，这就是个哲学概念了。比方说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大摇摆幅度大约有1米多，它一直在摇摆，摇摆才能稳定。如果不让它动，大风来了，反而要折断了。无论是南浦大桥，还是杨浦大桥，都有这个情况，都是静不定结构。而静不定，恰恰是稳定的，这是符合辩证法的。过去我们往往没有把这种问题提高到哲学层面上来分析和认识，认为单纯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其中是富有哲理的。
以高温冶金炉为例。其中的炉衬，长期以来用耐火材料，寿命很短消耗非常大。用耐火材料的根据是绝热耐热概念。可是，越是绝热，它的内壁温度就越高，熔蚀得就越快。后来想明白了，这里有一个热平衡的过程，需要把一部分热传出来，使得绝热材料不超过它的熔蚀点，这样绝热材料就可以长寿。我们不能期望热一点都不损失，不可能完全绝热，而要用适量的冷却水，把热带出来，使结果达到平衡，就可以节省耐火材料。这个绝热和传热的平衡关系和过程，也是辩证法的一个生动的例子。类似的问题在工程技术里是比比皆是，分析、总结、思考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成为研究、思考工程辩证法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路径。不能把哲学神秘化，辩证法不是教条，要研究、分析和思考“活生生”的辩证法问题。
后再强调两点：一是要重视研究工程发展史，研究工程的发展规律。从工程发展史来看，当人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规律的时候，技术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二是工程界要与自然辩证法界的同志合作，研究一些典型案例。要通过典型案例的研究来认识工程活动的特点、作用、机制，以及工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如果没有案例分析，对工程与哲学的认识就会难免陷于空洞或空泛的。
我希望工程院各个学部能够对自己专业领域发展的历史和走过的道路加以总结，把对工程的认识提到哲学高度。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很重要，工程师考虑问题不能老是等到问题出来了，才想到拆东墙补西墙，被动应付。工程需要创新，创新就必须有正确的哲学思维。如果没有哲学智慧，违背了辩证法，就不可能有新突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同志提出要研究工程哲学，从工程院的角度看，我们非常支持。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举办一个工程哲学论坛。我们现在有一个工程技术论坛，我看似可以讨论一次工程哲学问题，由工程院管理学部牵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为支撑，邀请工程院其它各个学部参加，通过举办论坛来提高工程界哲学思维的水平，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工程界和自然辩证法界加强联盟和合作，一定会有力地推动工程哲学的发展。这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树立工程的新理念，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我相信，作为新生产力重要创造者的工程师，一定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再创新伟业。